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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清除圈子文化“污染源”
        時間:2018-05-16  錄入員:swjwxcb   閱讀數:[]  文章來源:中國紀檢監察報   [ 字體: ]

        編者按:

        嚴肅黨內政治生活,凈化黨內政治生態,事關黨的先進性、純潔性,事關黨的生死存亡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嚴肅指出:“要尊崇黨章,嚴格執行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,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、時代性、原則性、戰斗性,自覺抵制商品交換原則對黨內生活的侵蝕,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”。

        宗派主義、圈子文化、碼頭文化、政治依附、兩面人,是黨的肌體上的“毒瘤”。一些黨員領導干部拉幫結派破壞黨的團結統一,搞“小圈子”結成利益共同體,構筑“碼頭”給政治生態添污添堵,尋求政治依附大搞“門宦”“門附”,戴上假面具人前清廉人后貪腐。他們背離初心、忘卻使命,肆意踐踏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,必將被清風勁吹的新時代徹底拋棄。

        從即日起,本報推出“嚴肅黨內政治生活,凈化黨內政治生態”系列報道,發揮震懾、警示和教育作用,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。敬請關注。

        “系統性腐敗”“塌方式腐敗”“家族式腐敗”……黨的十八大以來,一些自私貪婪、腐化墮落的黨員領導干部紛紛被反腐利劍刺落馬下。他們的倒掉,都與圈子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。

        痛定思痛,這樣的代價不能白付。習近平總書記嚴肅指出:“黨內決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,決不能搞小山頭、小圈子、小團伙那一套,決不能搞門客、門宦、門附那一套,搞這種東西總有一天會出事!”清除圈子文化“污染源”,就要挖出其深埋于地下盤根錯節的根系,將被傳染的“病樹”清理干凈,精心呵護整片“森林”。

        經營“圈子”,圈地為營

        每個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幾乎都有自己的圈子。朋友圈、戰友圈、同學圈……這些圈子往往讓人能夠感受到人與人的溫暖,也為社會傳遞出很多正能量。

        但是,圈子文化卻充滿了“負能量”。它脫胎于腐朽的封建官場文化,帶有人身依附、權錢交易等畸變基因,至今余毒未清。受圈子文化的污染,一些領導干部目無法紀,結成“圈子”,走向了黨和人民的對立面。

        侵欲無厭,規求無度。當前揭露出來的官場大小“圈子”,都始終填滿了鷹視狼顧般的貪婪。人稱“呂梁教父”的山西省呂梁市原副市長張中生,與煤老板勾肩搭背,形成“煤炭圈”。據報道,已知有11名煤炭富豪向其大額行賄。他貪腐6.44億元,超過9個貧困縣一年的財政收入。張中生貪欲之瘋狂,令人咋舌。“蠅貪”結圈,也能成“巨蠹”。比如,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銀海區征地辦少數工作人員與個別鎮村干部、社會人員結成“圈子”。他們每人違規違法“多收了三五斗”,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,涉案金額達500多萬元,共有16人牽涉其中,給“國家糧倉”造成重大損失。

        官德喪失,任人唯“金”。一些人為了所謂的“升官發財”,搞親親疏疏,在選人用人上有著毫無遮掩的“逐利性”。黑龍江省農墾總局黨委原副書記李濤在擔任伊春市委組織部長時,成為當地許多干部討好、巴結的對象。逢年過節,他們都要想辦法表示表示、意思意思,以求在今后提職的時候有個關照。他先后“心安理得”地收受了82名伊春市干部所送禮金251.5萬元。個別領導干部通過金錢開路,被李濤“扶上馬,又送一程”,獲得了職務提升。落馬后,李濤提起省委組織部,就淚流不止,痛悔難當:“我對不起父母,更對不起省委組織部這個單位,給它抹黑是我最內疚的……”

        組織嚴密,自筑“圍城”。進入了“圈子”的成員自認為擁有了驕人的“政治資本”,他們在“圈子”內拉關系、走后門,有著一定的“組織性”。近期,湖南省衡陽市紀委就查辦了一起利用同鄉會資源、涉嫌騙取國家專項資金的大案,一個隱蔽運作長達18年之久的同鄉會浮出水面。這個“同鄉會”組織嚴密,有章程、有分工、有固定經費,成為謀取不正當政治和經濟利益的“圈子”,是典型的圈子文化毒瘤。

        “圈子”一朝轉,十年難停歇。一些人樂此不疲地做“轉圈運動”,停不下來、跳不出去。他們背離“初心”、忘卻“使命”、泯滅“良知”,無異于畫地為牢、作繭自縛,難逃黨紀國法嚴懲。

        追本溯源,找準病灶

        圈子文化傳染到政治領域,就容易變成“惡性腫瘤”,出現山頭主義、宗派主義的“癌變”,對黨的肌體有百害而無一利。

        找準“病灶”,才能祛除“痼疾”。圈子文化由來已久,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學者艾君說,“圈子文化并不是當前社會獨有,在我們幾千年的傳統社會中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,比如歷史上的門閥、朋黨等。只是在當前,這一文化頑疾又與新的社會現實相融合,帶來了新問題。”

        現實也表明,少數黨員精神“鈣質”不足,就會將圈子文化視作“營養品”。其中一些人將“朝中有人好做官”,“多磕頭、少說話”的封建舊官場規則奉為圭臬。為了合理“配置”公權力,產生最大“利己效力”,他們圍繞某些“大人物”,互通有無、沆瀣一氣,形成了覆蓋政界、商界,甚至社會黑惡勢力的“圈子”。

        一些“關鍵少數”違背組織原則,在選人用人上“一言九鼎”,促成了“圈子”的加速形成。一群人被吸附進去,見利不見害,見餌不見鉤,以為只要跟對了人,就能“好風憑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,獲得提拔重用的概率會大大提高。同濟大學特聘教授郭世佑認為:“當有人主動提拔你的時候,你可能不知道他在搞‘圈子’,更不了解他實際上有沒有貪腐等違法違規行為,這會導致不但捷徑沒有走成,反而帶來很大的風險。”一些已曝光的官場“圈子”體積龐大,有著“一人倒下,一群人摔跤”的共同結局,其禍正肇于此。

        一些人為尋求權力“保護”,伺機尋找領導干部的“軟肋”進行“圍獵”。領導干部一旦“入網”,其身邊的“圈子”就會增加、膨脹。比如,北京市委原副書記呂錫文貪圖物質享受,對安逸奢靡的生活心向往之。她愛打網球、愛好中醫養生,身邊就聚集起了“網球圈”“養生圈”。她的丈夫做紅酒生意,他們家定期舉辦品酒會,于是又形成了“品酒圈”。這些圈子都是圍繞著她的權力形成的,但呂錫文并不把這當回事,日積月累,終為“圈子”所累,身陷囹圄。

        一段時間以來,監督失之于寬、失之于軟,無形中提供了適宜“圈子”生長的陰暗環境。一位從事紀檢監察工作十余年的紀檢監察干部發現,現實中有人認為干部的“圈子”活動涉及個人生活,不宜監督;有人認為基層招商引資、發展經濟任務重,一些干部不可避免地要接觸企業老板,是不是“官商勾結”,不易界定;還有人認為“圈子”一般兼具高度警惕性和自我防范能力,監督起來難度大。當監督來“敲門”時,圈內人就會聚得更攏、團得更緊,訂立攻守同盟,與黨組織“掰腕子”。一根筷子易斷,十根筷子難折。要徹底打掉一個“圈子”,拔出蘿卜帶出泥,往往成本更高、難度更大。

        逆潮流,行將不遠

        “天下大勢,浩浩蕩蕩,順之者昌,逆之者亡。”開放、透明、包容,是新時代不可逆轉的潮流。圈子文化違逆時代潮流,行將不遠。

        近兩年,遼寧省大連市委把舉報反映領導干部搞“小圈子”的問題納入重要線索進行優先排查,從速從快調查。發現問題線索順藤摸瓜,一經查實,依規嚴肅處理。對查處的拉幫結派典型案件,點名道姓通報曝光,廣泛開展警示教育,形成了強力震懾。

        在基層一線,圈子文化在反腐高壓下也開始無路可走。福建省龍巖市永定區將副科級以上黨員干部確定為整治重點,糾正“小圈子”問題。各單位領導干部作出相關承諾,各級紀檢監察機關進行專門排查糾治,邀請群眾監督。2017年,該區用了5個月時間,集中查處了8起“小圈子”問題,其中立案13人、誡勉談話6人、提醒談話4人。

        “君子周而不比”,一名黨性過硬的領導干部就應該善于團結自己周圍的人,但不結腐敗“圈子”。“補鈣強身”須臾不可偏廢。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認為,“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要出發,我們要到哪里去,我們要做什么?開展好‘不忘初心、牢記使命’主題教育,就是要把這些根本問題給全體黨員干部講清楚說明白,讓黨員干部進一步堅定理想信念,堅定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。”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共黨史系教授何虎生說:“要立規矩,建章立制,將《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》細化到黨內政治生活的每一環,用制度的標桿規范黨員干部的行為。”

        一些人熱衷于鉆“圈子”,看中的正是“圈子”最具吸引力的部分——在選人用人方面“高超”地運用“潛規則”的能力。大連市委常委、組織部長趙大光認為,“整治‘小圈子’,就要把匡正選人用人導向作為著力點,嚴格標準、健全制度、完善政策、規范程序。”針對“小圈子”明顯都有的部門化、區域化特征,要“放眼各領域、各戰線特別是基層一線,加大跨地區、跨部門、跨行業干部交流力度,暢通干部交流使用的渠道”。干部考察的方式也要改進,他提出“在班子換屆考察、年度測評和干部考核中,把是否存在拉幫結派、搞‘小圈子’作為重要內容。”給所有干部營造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“跑馬場”,讓“千里馬”憑真本領奔跑,無異于給“小圈子”釜底抽薪。

        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。河北省紀檢監察干部張明認為,對“小圈子”加大監督執紀問責和監督調查處置的力度,發現搞“小圈子”“小幫派”的苗頭性、傾向性問題要抓早抓小。對于那些仗著“圈子”膽大妄為的人,要拿出猛藥去疴、刮骨療毒的有力措施,敢于亮劍、勇于問責,堅持行賄和受賄一起打擊。同時,要建立長效機制,落實好干部家訪等好經驗、好做法,提醒干部樹立良好家風。學會創新載體,發動群眾加大對干部“八小時外”的監督力度,讓干部習慣在“玻璃房”里工作生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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